宁夏11选5开奖查询|宁夏11选5近200期走势图
第三屆南路革命學術研討會——紀念粵桂邊縱隊成立70周年征稿啟事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“小金庫”專項治理監督舉報電話:020-28865057
當前位置:黨史研究>綜合研究
黨史征研視野中的部門史
時間:2016-03-10 來源: 作者:

一、培植學術精神

? 部門史這個概念,我過去沒有很好想過。部門史怎樣界定?為什么要修部門史?怎樣修部門史?對我來說都是新問題。接受講課任務后,才稍為作了點小小的、不成系統的思考。

? 我搞黨史的時間不算短了。最初接觸黨史,有人對我說這是一門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課,說它的學科屬性是政治學,或者是社會學,甚至是法學。有一位同事,明明讀的是中共黨史專業,得到的學位卻是法學。耳熟能詳的一句話,是說黨史是“行動中的馬克思主義”,強調的是黨史的“理論”教化功能,而淡化了它的“史”特點。還有一個現象,黨史研究室為什么要簡稱為“黨研室”,而不是名正言順地簡稱為“黨史室”呢?這是不是某種意識、某種情緒的流露呢?也值得我們想一想。看來,黨史的“史”的方面,是不被看好的,有意無意被人忽略了,淡化了,抽走了。書寫得好不好,課講得好不好,往往只看“經驗”提升得怎樣,“理論”歸納得怎樣,與現實結合得怎樣,而不看有無史實的支撐,還提出什么要“以論代史”,“以論帶史”,等等。總之,這門課給人的印象就是重條理而不重史實,有結果而無過程,有宏大敘事而少細節描述,政治味、說教味濃,而學術味不足。久而久之,黨史的史學色彩被淡化了,有一分史實說一分話的傳統不被重視,從史中求史識的精神也被遺忘了。這種情況讓本來是歷史學科分支的黨史,一步步從歷史學中分離了出來,自我邊緣化,其最終的結果,是造成黨史學科學術精神的缺失。

? 我還有一點感受。黨史這個領域有個矛盾的現象,又冷又“熱”。一方面是黨史這個學科比較冷落,有點萎縮,有點無奈,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實;但另一方面是有關黨史的東西,又被炒得相當“熱”,很有賣點,被大量刊登在書報中,擺在書攤里,出現在屏幕上,并有大量的讀者和觀眾。被炒得很“熱”這種情況,說明黨史距離我們很近,正因為很近,所以有許多人加入到龐大的黨史敘述的隊伍中來了。特別要指出的,是近年來有無數傳媒工作者加入了這一敘述行列,其中有的人,對黨史是一知半解的,或說不上有何了解,或甚至是對黨史存有偏見的,但他們制造了難于統計的與黨史相關的文字或影視作品。黨史就這樣被不斷地、反復地以文字、口語、影視或網絡的形式敘述著,在這一過程中,有的歷史情況清晰了,而有的問題卻更加模糊了,距離史實更遠了。對這種情況,無以言之,姑且稱之為黨史敘述的泛化,或者叫多元化,或叫碎片化。

? 面對著黨史敘述的多元化、泛化和碎片化,我們應當正視黨史學科學術精神缺失的問題,應堅守黨史學科的學術化,堅定走學術化的道路。因為只有真正學術化的黨史,才是有存史價值的、對人們具有啟迪借鑒意義的黨史。而如何提高黨史的學術化的程度,則是黨史工作面臨的一大問題。

? 講到這里,我們要回到部門史這個題目來。部門史的征編對于提高黨史學科學術化程度,應當是有意義的。剛才講過,過去的黨史編纂或講授,重條理而不重史實,重宏大敘事而輕細節描述,而部門工作的不少事,看起來好像就是皮皮毛毛、雞零狗碎的小事,屬于細流末節,往往就被忽略了。應當在此說明,重宏大敘事不僅是黨史寫作中經常出現的問題,也被看成是傳統修史的通則,傳統修史中就有“常事不書”的說法。這樣,部門工作往往被忽略,不為史家所關注,也往往寫不上史書。然而,各位熟知部門工作內情的人都知道,部門工作看似小事,但部門以權能職責所系,所經辦的不少事是事關全局、牽動各方的,例如一些重大決策如何出臺,如何組織實施等等,就與部門工作相關。在許多情況下,不了解部門工作的情況,就無法搞清楚一些重大事件是怎樣醞釀、發展而成的,一些有影響歷史人物是怎樣打造出來的。如果部門工作不被關注,部門活動被忽略,就等于忽略了整部黨史的完整性和多樣性,使部門色彩隱而不彰。

以往的黨史征編,黨的部門工作的情況,稱得上是個煙籠霧罩,能見度很低的區域。在中共黨史上,在各個不同的時段、不同的地區,究竟設置了哪些部門?各部門又內設了哪些機構?干部配備、人際關系如何?具體的權能職責運作情況怎么樣?辦事流程怎樣?如此等等,都有不少不甚了了的問題,因此可以說,這是以往黨史征研的一個薄弱點或空白點。有一年中央黨校搞校慶,要查黨校起源于何時,中央黨校專門來信問我1926年廣東區委辦黨校的情況。這件事我了解一點,知道廣東區委很早辦有黨刊(《我們的生活》),辦了黨校(1926年4月),但了解得很不細。北方區委黨校和廣東區委黨校哪一所辦得早些?哪一所算是全國最早的黨校?我當時就沒有把握了,不敢斷定了。至于辦校的具體細節,更是心中無數。當時我就感到,我們做廣東黨史工作做得不細致,留有不少盲點。黨的紀檢委當前是很重要的一個部門,那么在黨的歷史上,最早的紀檢機構設于何時、何地?中共廣東區委的監察委員會算不算得上是最早出現的紀檢機構?這又是一個與部門史征編關系著的問題。當時任廣東區委秘書長的賴先聲,在他的回憶文章和談話中多次講到廣東區委有“監委”的設置,并且列出了“監委”班子的名單,書記林偉民,是當年一位著名的工運領袖。應當說,廣東區委“監委”比中央“監委”成立(1927年4月)得早,但是廣東區委“監委”的設置,又有許多不明不白的情況,缺少有力的史料支撐。今天,隨著紀檢工作地位的提升,黨的紀檢史很被看好,我已多次被咨詢到有關的情況,面對各種提問,我說不清,道不明。這是我接觸到的部門史史料欠缺,征編工作有所不足的兩個例子。

以上說明部門史的征編有意義,有益于將黨史工作引向深入,而這一工作在以往又有所不足。今天處于黨史敘述多元化和不斷被泛化、碎片化的環境中,部門史的征編也會面臨如何防止學術精神缺失的問題。所以,今天從事部門工作史的征編,在剛啟動、剛起步的時候,我認為就應當強調培植學術精神。黨史姓史,部門史姓史,部門工作史也姓史,其基本屬性都是史,是已經過去了的事物,因此,歷史學的一般原理及基本方法,在部門工作史的征編中,同樣是適用的。只有用史學的辦法,也就是隔著一定的時間距離,以經過沉淀、冷卻和充分暴露了的史料,去解釋和處理相關的史事,去構建史書的框架,才能保持研究的客觀性和科學性。努力使整個征編工作不偏離學術軌道。

二、部門史征編應具黨史通識

? 下面我想聯系1921至1949年廣東黨史的一些具體情況,講一講部門工作史征編的一些相關問題。在我看來,按學術規則去整理、研究和編撰部門史,前提是需要具備黨史通識。

第一、部門工作史的征編,首先應對各時段部門設置的情況及其主要工作有通盤了解。

? 廣東黨什么時候開始有部門設置?1921至1923年黨的三大時,廣東黨組織稱“廣東支部”、“廣東區委”,1922年6月廣東黨員人數是32人,此時應無部門之設,但有與部門相關的工作,如工人運動、青年工作等。1922年春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重組時,全省團員達兩千多人,廣州市團員達數百人。故不應以這時無部門之設置而對這些史事予以省略。1924年至1927年4月,廣東黨組織先后稱“廣州地委”、“廣東區委(兩廣區委)”。廣東黨員人數,1925年10月為928人,1926年9月為5039人,1927年4月為9027人。地委、區委之下,有部(組織、宣傳)、委(農委、工委、軍委、學委、婦委、監委)的設置。值得注意的是區委“軍委”的出現,時在1924年秋冬,可能是最早成立的“軍委”。剛才已提到,區委之下有“監委”,即紀檢機構之設,并有黨刊、黨校之設,另外還成立駐國民黨中央黨團,這都具有開創的意義。1927年夏天至1934年,廣東黨組織先后稱“廣東省委”、“兩廣省委”、“兩廣工委”、“香港工委”、“南方臨時工委”等。廣東黨員人數,據史料稱廣州起義時有三萬人,1928年黨的六大時有五萬人。這一時段,黨的處境極為艱險,活動隱蔽,組織經常遭破壞,部門設置很不明了。1932年廣州黨組織遭瓦解,活動中斷,19234年香港黨組織亦已被破壞以盡。有關的史料,征編的難度很大。1936年,廣州、香港黨組織重建恢復,在香港稱“南臨委”(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),廣州設市委,還有個“外縣工委”,不久重建“廣東省委”。廣州淪陷后,黨的領導機關撤出廣州,在“南委”之下,分設粵北、粵南省委。重建后的省委機關,有部、委的設置,如軍委、青委、工委、婦委,組織、宣傳、統戰各部。廣東有統戰部,可能從這時開始,古大存任部長。各地設特委、工委、中心縣委、縣委。至1939年底,全省黨員共17445人。1945年8月抗戰勝利前,成立“廣東區委”,區黨委之下,有組織、宣傳、統戰、城工各部。城工部是新設之部。這時全省黨員約為三萬人。東江縱隊北撤(1946年6月)后,黨的機構調整,分秘密、公開兩個系統,成立了城市工作委員會,稱“城委”;農村工作委員會,稱“農委”。1946年6月設港粵工作委員會,部門機構出現了“僑運組”、“情報組”這樣的組織。1947年成立“香港分局”,1949年香港分局改稱“華南分局”。

以上,是1921至1949年廣東黨組織沿革和部門設置的大略情況。做部門工作史,對這些情況,應通盤了解,力求做到對組織沿革要理得清楚,對部門設置的情況要心中有數。

第二、以黨史通識指引部門史的構建。地方黨史是黨史的一部分,部門史是地方黨史的一部分,部門史只有放在黨史的整體格局中,才能找準它的位置,才能發現和提煉它的意義,所以部門史的構建,離不開對黨史大格局的觀察,應在黨史通識的引領之下進行。

? 為什么局部問題要放在大格局中來認識?且以廣州起義為例,簡單講幾句。廣州起義只搞了三天,屬于小時段、區域性的事件,但認識廣州起義,不能就事論事,眼睛只盯著這三天的情況。廣州起義不只是在廣東的黨員、黨組織搞起來的,八七會議后中央體制的變化,共產國際的因素,都對搞不搞廣州起義,起了決定性的作用,不弄清楚這些上層的、全局性的情況,就不可能客觀認識這次起義。如何評價廣州起義,歷來有爭議,有人高度評價,充分肯定,說這次起義不但是必要的,而且組織得很好,稱之為“暴動藝術”。這是臨時中央1928年1月3日決議案的主要精神。不同意這樣評價的,也大有人在。這些爭議,如果就事論事是解決不了的,須將基本史料搜羅完整,內情基本揭開,特別是對上層決策的經過有較充分的了解,才能看得清是非。廣州起義只搞了三天,但對廣州起義研究,過了80多年至今仍未完結。這就說明,分析認識局部的問題,要有大格局的眼光;對小時段、區域性的史事,須放在整體格局中去觀察,要掌握全局的史料,這樣才有益于在歷史的深度和廣度上獲得拓展。

第三、搞部門工作史征編,還要具有貫通精神。做黨史工作,專攻一點往往不難,搞上幾年、十幾年,誰都會搞出自己的一點名堂來,都能積累成自己的一點專長,都可以稱得上是某一點或某一方面的“專家”,但要做到貫通,那就不容易了。這在地方史研究中,顯得尤其重要。在搞地方史、專題史的人中,不乏很敬業、很執著、口袋里史料很多的人,他們的確稱得上某一點的“專家”,而他們所欠缺的,就是貫通精神,走不出部門、地方的圈子。很顯然,只有將部門史與黨史貫通,將地方黨史與整部中共黨史貫通,將中共黨史與國民黨史、中華民國史貫通,這樣才能提升部門史、專題史、黨史的學術品位。這一點是不難理解的,不必引用什么事例來說明。

? 貫通精神,應包括局部與整體、地方與中央的循環互動關系。部門、地方的史事必須從整體格局中去觀察才有意義,反過來,黨史須從地方黨史入手,基礎才能鞏固,這是相輔相成,循環互動的關系。地方和部門史料的發掘,將豐富、補充全部黨史,或對黨史提出不同看法與解釋,挑戰或修正以往對黨史的認識。這樣的循環互動,有助于對黨史通識的重新整合。近幾年來,我主要做了兩件事,一是研究黃埔軍校史,二是協助征編團一大召開前后的史料,也算是做地方史、部門史吧。我就感到,小時段、區域性史事的征編有確益于歷史認識的深化,須花大氣力才能做好。此處,我還參與編了一本書《中共東京支部》,也是個不大的題目,這也讓我從過去未曾注意一個角度,加深了對廣東黨史、抗戰史的認識。剛才說要以黨史通識來構建地方史和部門史,但不等于要以黨史來框定和限制地方和部門史,不等于將地方、部門的史事擺在次要的地位。

做部門史、地方史,不意味著對部門、地方的畸重與偏愛。如果“賣花說花香”,搞哪個部門、哪個地方的歷史,就有意突出哪個部門地方的好處,做傳記就一味放大傳主的功勞,專揀好話講,這并不符合貫通的精神。因為這是坐井觀天,只突出局部,而忽略了全局,這正是對全局歷史的忽略或無知。當然,全部歷史也并非是部門史、地方史的總和。貫通、貫通,旨在求通,傳統史家講“通古今之變”,就是要通曉歷史百年、千年演變的來龍去脈和前因后果,探索成敗得失之本,考究興衰榮辱之由,這是很高的境界。這里有值得我們長期體會、思考的道理,只有虛心學習,勤于實踐,長期磨煉,才能求得自己的不斷進步。

三、談征集、思考與寫作

搞部門史征編應具備幾個條件,一是要有基本的歷史知識;二是對部門的情況要作深入的調查研究;三是要有一定的文字表達能力。這些,沒有更多可講的東西,我還是回到培植學術精神這個話題,簡要談幾點感想。

第一、重視史料的征集。做部門史就是征編、研究歷史,故要樹立實證的觀念,學會應用實證的方法。歷史不能復制,不能試驗,但歷史需要證明或證偽,故實證的方法,是史學的基本方法。人們經常說,科學重通性,歷史重特性;詩貴傳情,史貴傳真。史學首先是求真之學,只有真實可靠的歷史,才稱得上是信史。這就要高度重視史料工作,要把史料作為研究的基礎,以史料揭示歷史的真相,以史料證明歷史的是非得失。搞哲學的人,重在觀點的提煉,而將歷史視為它的傭仆,讓歷史為其觀點服務,搞史學則不可以這樣。在史學領域內,歷史是史家的主人。如果離開歷史的支撐,任何經驗、理念或觀點的提煉,都將是蒼白的。什么是史料?與歷史相關的東西,都可看作是史料。過去留下的檔案、文件、書報是史料。當事人、知情人和過來人的筆述和口述,也是史料。以前有一句話“六經皆史”,原意是什么且不管它,我們可引申一下,將存世的歷史遺物,包括前人的著述、舊書報、殘篇斷簡等,都當作史料讀,用以說明歷史,據以證明和證偽。以讀史料的心情進入閱讀,對所讀的東西,有所鑒別,有所取舍,也往往會從中得到一些感悟,增加幾分史識。有人問怎樣搞史料?這沒有決竅,只有自己動手,親歷親為,持之以恒。怎樣鑒別史料,這些問題有人專門會講,我就不說了。

第二、善于思考。史學重實證,但不等于輕思辯,不能斷言這個領域沒有思維的空間,也不要以為搞歷史用不著多動惱子。歷史為思想提供取之不盡、用之不竭的原料,是思索者縱橫馳騁的疆場。能不能做到善于思考,當然是能否提高學術品味重要的一環。

對于我們這些人來說,善于思考,具體是指要結合歷史過程來分析問題,就事析理。對待歷史,思考歷史問題,一要有時間距離感。因為現實與歷史隔著時間的長廊,不能犯時間的錯誤,如果犯時間的錯誤,那就是犯史家之大忌。西方史家將歷史定位為“時間中之人事”,也是強調時間,有時間距離感,才有史學的智慧。消逝了的時間,才能襯托歷史的性格。時間提煉出史學的價值,如果說真實是史學的本質的話,那么,時間就是史學特有的品格。過去有一句話說“現在不說明現在”,意思可引申為:未經時間的沉淀,無以揭示歷史,未經時間的檢驗,也無以證明歷史,今天不檢驗今天。“現在不說明現在”等于確立了史學的基礎,有這句話,才有歷史學。這句話,可以說是史家的信條。二是要有空間距離感。歷史重視時間性,也重視空間性,環境對人文變遷的影響不可忽視,環境影響人類,人類也改變環境,空間在漫長的歷史中已經起了變化,如果忽略空間的變化,也不可能全面認識歷史。以前常講,看問題要注意時間、地點、場合,不要犯時間、空間的錯誤。我們認識歷史,思考歷史問題,尤其應當如此。

如何培植思辨精神,是個很深奧的問題,是高要求、高難度的動作,今天講不了很多。只就以上兩點,泛泛而談,供各位參考。

第三、勤于寫作。從事史料的征集,應多學習寫作,應勤于寫作。因為僅僅是史料成不了學問,往事也并不是史學,只有經過歷史工作者之手,史事才成為史學。歷史研究是史家與史實之間的不斷互動,是永無止境的古今對話。故史料征集與史事寫作,應相向而行,相輔相成。

以歷史為對象的寫作,當然應遵循正確的修史原則,努力做到據實而錄,言必有據,維護歷史的真實性、嚴肅性。然而歷史的客觀性和實證性,并不限制歷史工作者心智的發揮,史事的寫作,不乏思辨的魅力,更有文辭的雋美。時至今日,對歷史的記憶,已變成了難于統計的文字,這類文字,今后還會源源不斷增加。物有品類,人有群分,歷史的著述,未免也有高低上下之分,優劣精粗之別。上乘之作,是史家的杰構,是詩心史筆的交會之作。它永遠是一種手藝,不可能高產。

一切都說明,目前搞歷史很難,搞黨史更難,搞地方黨史尤其困難。難就難在必須面對黨史敘述的多元化、泛化和碎片化,要挽回學術精神的缺失,這是一個很大問題。但黨史領域也不乏高水平之作,也產生了學問做得好的學者,如龔育之、金沖及等,龔的“黨史扎記”,做得可謂爐火純青。這說明黨史雖然難做,但把黨史做得很有學術品位,并不是做不到的。讓黨史走上學術化的道路,是我們的目標。(2014年5月10日)

宁夏11选5开奖查询 西游争霸四海归一遥控器 快乐时时b盘 重庆时时计划专业计划 双色球复式中奖计算器 贵州茅台股票分析报告论文 吉林时时预测软件手机版 精准pc蛋蛋幸运28预测软件 三公技巧免费视频 西洋棋冈布奥怎么获得 足球赛事直播表2016